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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两岁半小男孩谢君源失踪了,是在爷爷身边被抱走的!前日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石湖村幼儿园门口的这件事,在微博上已迅速传开。报警、悬赏10万贴告示、微博寻人……尽管该做的都做了,父母哭肿了眼,爷爷陷入深深自责,但谢君源一直没消息,家人怀疑其被人拐卖了。爷爷痛述走开十几秒孩子就没了昨日,一条寻人微博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失踪者名叫谢君源,今年两岁半,在白云区太和镇石湖村幼儿园门口被人抱走,家人悬赏10万元寻人。按照微博上的联系方式,新快报记者找到了谢君源的父母。他们刚到派出所进行登记、DNA鉴定提取等系列程序。父亲谢先生哭肿了眼,神情恍惚。母亲稍镇定,但语气颤抖难掩悲伤。爷爷则呆立一旁,似乎至今仍不敢相信。据他们介绍,2月15日下午5时许,谢君源跟着爷爷去太和镇石湖村幼儿园接姐姐和堂哥。接到人后,爷爷让三人在幼儿园门口等着,自己回头把摩托车推回来。没想到当他回来时,谢君源已不见踪影。“就十几秒的事,怎么找都找不着。”爷爷说这话时仍懊悔不已。5岁姐姐回忆弟弟被人抱上了面包车“有人抱着弟弟上了一辆面包车。”几番询问下,谢君源五岁半的姐姐闭着眼睛回忆道。她依稀记得,当时幼儿园门口人很多,自己面向幼儿园,趴在栏杆上玩,堂哥在边上小便,而谢君源则站在两人背面不足一米的地方。在她的记忆中,出现了一辆“爸爸的车”(谢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弟弟被人抱了上去。发现孩子不见后,家人随即找来亲人,全村的人都帮忙寻找。10分钟没有任何收获后,他们随即向当地太和派出所报警。当晚,警方对孩子母亲录了口供,当地电视台也前往谢家,帮忙出寻人启事。晚上10时许,孩子的亲友在各大微博发帖,寻求网友帮忙找人。“宝贝回家”等公益组织也先后联系到谢先生,发出多条微博帮忙寻人。警方说法派出所已全员出动寻人“以前都把他放家里的,就是前天和昨天带着,昨天就丢了。”谢君源母亲不断在手机里翻出孩子近期的照片给记者看,口中不停嘟囔,“你看他没事就喜欢吃手指。”也许是担心二次悲剧,谢君源失踪后,整个家族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出谋划策寻人并安慰谢君源的家人。据太和镇派出所的相关人员介绍,派出所已全员出动寻找孩子,目前正调出附近的监视录像查看。网友不断打来的安慰电话也让谢先生感动不已,“有那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我的孩子肯定能找到。”昨晚,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谢先生称,谢君源的堂哥说自己看到了堂弟被面包车里的人引导到车附近,随后被绳索套住带走。由于害怕误导孩子,谢家只好等待警方前来引导孩子的记忆。 2010年2月,环保组织的船只与日本捕鲸船在南极海域相撞资料图国际在线专稿:据澳大利亚《每日电 讯报》2月17日报道,日本鲸类研究所(Institute of Cetacean Research)近日向美国西雅图法庭递交诉状,要求法官冻结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Sea Shepherd)的银行账户。日本鲸类研究所称,“海洋守护者”成员曾强登日本捕鲸船、撞击捕鲸船、在捕鲸船的船舵和螺旋桨附近设置绳索并向捕鲸人员投掷烟雾弹和强酸瓶子。该机构在法庭文件中称:“原告有权免于遭到‘海盗’的攻击。”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安排了听证会。“日新丸”号(Nisshin Maru)捕鲸船船长小川智行(Tomoyuki Ogawa)称:“反捕鲸者的染料和酸液攻击可能让船员失明,这些攻击也引发船员恐慌,导致他们无法迅速准确理解命令。”“海洋守护者”代表律师丹·哈里斯(Dan Harris)说,反捕鲸人士没有危及到捕鲸者的安全,日本鲸类研究所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且美国法庭在南大洋没有司法权。日本捕鲸船队每年捕杀1000头鲸鱼,他们称捕鲸用以研究而非商业目的,但是鲸鱼肉却在日本出售。批评家称这才是日本拒绝停止捕鲸的真实原因。 新华网联合国2月16日电 (记者顾震球)联合国大会16日投票通过一项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根据现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137个国家对这份由阿拉伯国家起草的决议投了赞成票,12个国家投票反对,17个国家弃权。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联大决议对各联合国会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一决议只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意义。有关国家急于通过这一决议,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叙利亚政府的政治压力,以推动在这一独立主权国家实现“政权更迭”。 从内容上看,联大当天通过的决议与本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被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的那份决议草案非常相似:“全面支持”阿盟有关涉叙利亚问题的倡议,“强烈谴责”叙政府镇压反对派的行动。通过外部势力强行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在安理会未能通过涉叙决议草案后,有关国家转而在联大推动此决议,继续向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施压。 据报道,一些国家通过单边制裁、关闭使馆和驱逐外交官等方式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施加压力,而对该国反对派武装则采取提供资金、武器和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帮助。 纵观联大此次决议,有关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厚此薄彼的心态可见一斑。决议对叙利亚政府提出了5点要求,包括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释放所有近期被拘禁的人士;从叙利亚城镇撤出所有政府军;保障和平示威的自由;确保阿盟和国际媒体人士自由进入叙利亚。而对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却并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只是笼统地呼吁他们参加政治对话。 俄罗斯是对联大决议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表决后发言说,该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有人试图孤立叙利亚领导层,拒绝与其进行任何接触,并将外部的模式强加(给叙利亚)以实现政治解决”。 中国也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表决后发言说:“我们主张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自主选择,尊重叙利亚各方政治对话达成的成果,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的‘政权更迭’,认为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当天在联大发言中反对这一“有偏见、不公正”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给叙利亚境内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是对他们破坏活动的“支持和鼓励”。贾法里说,这一决议的通过势必将“在整个中东地区导致更多的暴力冲突”。 联大虽然通过了这一决议,但国际社会围绕叙利亚问题的斗争远未结束。叙利亚将在26日对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也将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新的倡议。 分析人士认为,对要求尽快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有关关切可以理解,要求在叙利亚立即停止暴力冲突的呼声也应得到大力支持。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叙利亚有关各方应立即开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包容性政治对话,以便共同协商全面政治改革方案等问题,尽早顺利举行新宪法草案公投和议会选举,组建由各派力量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争取早日恢复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 [导读]从被撤职到重新出山,上海静安区的两位官员只等了半年时间。风口浪尖时,党政主官被免职或撤职;风暴过后,悄然复出。法律虽无规定禁止,却不免令人生疑:官员免职是不是“带薪休假”?快与慢2011年12月,张仁良出现在新疆喀什一个工地现场。他的职务是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是喀什100多名上海援疆干部的领导层成员。2012年元旦刚过,张又履新喀什地委副书记。此时,距离他被撤职处分,刚满半年。张仁良是上海前任静安区委副书记、区长。2010年11月15日,一场大火烧毁了其辖区胶州路一栋教师公寓楼,酿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的惨剧,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在去年6月公布的国务院调查组结论称,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包括静安区政府对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工作领导不力。不过,张没有立即遭解职。在火灾事故后6个多月里,他继续以副书记身份参加党的各种会议,以区长身份主持这个上海最小行政区的政府工作。过程之缓慢,令舆论一度猜测,高层不准备对上海的地方官员追责。人们回想起追责最为严厉的2008年,其间典型要数当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同样是一起影响恶劣的特大责任事故,官方处理迅猛,引发政坛大调整。先是“问责风暴”,接着是党纪政纪处分。事发后仅一周,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紧接着,到任临汾刚半年的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辖区内为何发生特大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张仁良不是没有反思。他曾在新闻发布会反省说,“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一直沉浸在极度悲痛中。”2011年5月初,张仁良最后一次以静安区长身份见诸官方媒体。他主持区长学习会,带领下属学习“如何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加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在公众等待6个多月后,2011年6月9日,追究责任的重锤高高举起。官方公布了国务院批复的火灾事故处理决定。除26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外,2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张仁良被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区委常委、分管建设的副区长徐孙庆受到的处分,也是行政及党内撤职。记者查阅处理决定发现,张、徐等28人遭遇的处分有两种类型: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前者属政纪处分,后者属党纪处分。2011年7月,张仁良的名字出现在上海九届市委十五次全会的决议上。此次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对市委常委会作出的给予张仁良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而张的上海市委委员一职被其他同僚取代。不过,张仁良、徐孙庆遭受的处罚并非最严厉的。党员最严厉的纪律处分是开除党籍,公务员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官方调查结论显示,张、徐等人只是“领导不力”,因此,没有遭遇削职为民的尴尬,他们依然是上海市管干部,党内同僚仍称之为“同志”。事实上,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启大规模追责以来,涉事官员们的最严厉处分只是撤职,或者在问责中被免职。几乎无人沦落到被开除的境地。本刊记者细数2003年以来十余起重大公共事件和安全责任事故,最终动用撤职处分有6次,包括山西黑砖窑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以及三鹿奶粉事件,后三次都发生在2008年,是官员被撤职最频繁的一年。最近两次是上海“11·15”火灾事故和江西抚州爆炸案。对于“政途即前途”的官员来说,撤职很可能意味着仕途搁浅,而且这一污点会被记入个人档案。可以想象,仕途遇挫的张仁良,在公众视野之外度过了一段怎样的时光。被撤职前,50岁的张已经在静安区长的位子上干了6年,完全可以再进一步。但张仁良的官运,似乎比那个被人称为“倒霉蛋”的夏振贵好得多,2009年4月,夏振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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